There is nothing noble in being superior to your fellow man; true nobility is being superior to your former self. -- Ernest Hemingway

星期一, 2月 22, 2010

【翻譯】流氓國家的迷思 (上)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與伊朗總統阿馬加丁

譯自NEWSWEEK一月號,原文: End of the Rogue


歐巴馬政府重新擬定政策之下,美國與世界流氓政權重新交往的一年後,結果是,從緬甸到南韓,委內瑞拉到伊朗,伸出的雙手遇到緊握的拳頭。翁山蘇姬尚囚禁於仰光,平壤在試射飛彈,加拉加斯〈委內瑞拉首都〉對美國佬的帝國主義仍大表不滿,德黑蘭已超過為期一年內處理核武的期限。「接觸外交」的策略已告失敗,而歐巴馬現在採用更強烈的姿態威脅將施以禁運的手段,彷彿箭在弦上。嗯,似乎不必如此大張旗鼓。


華府似乎認知上有差異,事實上, 創造出「流氓國家」的世界情勢實際上已經不復存焉。「流氓國家」一詞在一九八零年代蔚為流行,大抵為美國所用來形容威脅冷戰時期,威脅國際秩序的弱小獨裁國家。而一九九一年蘇聯垮台後,對美國支配世界最大的挑戰來自於那些不願順服美國價值觀,並且理解到「歷史的終結」註1的國家。「流氓國家」的想法假定在於一個國際社會中,在想定的國際社會中的西方秩序與國家利益之下,決定若干背棄了這些觀念的國家並且該如何處置這些背叛者。然而,九o年代後期這個社會開始解體了。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復甦、印度、俄羅斯與土耳其等國家的興盛,各自有其利益與價值觀。今天顯而易見地由西方價值觀所定義的「國際社會」是個假象,而對於許多國家而言,美國也如同流氓國家一樣避之唯恐不及。


對於如何面對這些挑戰既定的國際秩序的勢力,答案將不會只是從華府單極的胡蘿蔔與棍子,威脅與利誘的政策而已。化解這些如核武擴散、恐怖主義、國家與非國家間行為者所造成的區域不穩定威脅,將有賴於真誠的合作,而非出於美國的壓力。即使歐巴馬主政,但美國不再可能整合國際間的支援為美國、甚至是為西方模式所用。世上從美國所追尋的是更多的交往,而不是孤立,不再是美國主導,而是夥伴間的關係。傳統式的美國領導者地位,現在十分明顯地在小布希與歐巴馬的身上不受歡迎。


美式主義在新成型的國際社會中缺席,對於老牌流氓國家的壓迫行為注定要遭受到失敗。西方努力的結果已經使得流氓國家間開始互通有無:緬甸與北韓交易軍事硬體,而且還有可能洩漏一些核武的技術。伊朗與敘利亞間更為緊密合作,委內瑞拉毫不吝嗇地大力支援古巴。比這些相對弱勢的麻煩製造者間關係升溫更要命的是,來自於正統興起國家對其逐步的支持。巴西、土耳其、俄羅斯、中國,對於美國對流氓國家的外交政策紛紛不假詞色表示反對。


歐巴馬上任後思考一套更為靈活的外交模式可以把國際支援為古老的西方秩序所用,但這是不夠的。全盤地檢討美國外交政策,改變調性並劃定國際利益基準線實所為必須。既非以西方或是以東方思維,而是以具有真實影響力的新興首府如仰光、平壤、德黑蘭等步調一致。而這需要美國痛苦的再三思考,但在處理國際威脅事務上,這些來自崛起國家的財政與軍事分擔,將有實質上的助益。


今日無論大小規模的國家,在國際上的名聲如何,都在找尋合作的同伴,而不是守護神。 當華府逞罰流氓國家,期望收得在態度上的立即成效,對手政權卻是在投資與防禦合約上介入干預,並且帶著尊嚴與敬意與其交往。這是中國在緬甸發跡的故事,如出一轍地、俄國在伊朗,巴西在古巴,...。這些事蹟讓全球治理的核心機構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樂意給這些新興的國家參與決策的一席,而當這些國家沒有參與政策擬定時,並不令人驚訝的他們感到沒有義務要支持美國禁運的決定。


這些興起的國家並沒有怯於己身新找到的獨立自主能力,反而以逐日增加的實力評估國家的現況。在最近的國家元首拜訪行程中,巴西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站在伊朗總統艾馬丹加旁並且直率地宣布:「我們沒有權力要求別人像我們這樣想。」 這些話語鏗鏘有力,比起西方世界號召團結一致對抗流氓國家而言更引起共鳴。數天前,在伊斯蘭國家峰會上,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接待艾馬丹加時,緊抱住他的鄰居並且堅持伊朗的核武計畫是「和平」的。可以預期地,西方媒體大肆批評盧拉與埃爾多安背叛民主價值觀與團結,在報導上完全地失焦。像是盧拉與艾爾多安所建立的民主,並非與艾馬丹加同一立場,支持伊朗政府暴力取締示威者或秘密核武計畫。而是巴西與土耳其正在展現身為國家的意圖,更為重要的,他們界定出哪些是流氓國家並且展現決定該如何處理的能力。



古老而危險的西方想法認為流氓國家僅處在於亞洲的一隅,很快地在今天,這種思維已經讓西方勢力在地緣政治戰場無置喙之地。有著核武計畫伊朗,對於挑戰國際安全而言,可能是今日最典型的流氓國家。在道德上令人困擾的是過去有著漠視種族屠殺紀錄的蘇丹,而辛巴威,壯觀的社會系統型自我毀滅則令人感到瘋狂。註2但是這些都比不上緬甸,西方戰略上試圖切斷其統治的政權,然而卻終告失敗的活生生的例子。二十年來,削弱緬甸的合法正當的經濟行為對於提升緬甸人民的人權一點幫助都沒有。而孤立緬甸的政策現在看來似乎是精心設計過,意圖消落西方勢力的影響並讓緬甸對中國敞開大門。


(上)


譯註

﹝1﹞: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一九八九年的《國家利益》刊物上發表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文章,強調人類近兩版年來主要的思想鬥爭,隨著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政權相繼在二十時世紀瓦解,以及自由資本主義再全球的勝利,而人類的歷史也不再可有與其抗衡的思想或理念,而進化到了歷史的終點。



﹝2﹞:辛巴威的自我毀滅

辛巴威在獨立革命之前,仍於白人統治的殖民地時,擁有「非洲的穀倉」 的美名,在穆加貝上任後推行盲目的土地改革政策,從少數白人農夫手中沒收大量的農場,卻無法召募到擁有技術的黑人工人。導致針對白人農夫的劫掠,治安日益敗壞,外資撤離。辛國通貨膨脹,辛巴威幣值一洩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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