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業餘的歷史愛好者。尤其是對於被教科書消音的市井傳言、郭公夏五有一種特別的喜好。大學時的老師劉政隆在公民課時有跟我們提過: 「二戰時，國軍撤守來台，國民黨的教科書說代總統李宗仁稱病滯留香港，後來赴美國。實際的情況是當時的軍閥蔣中正威脅李宗仁如果膽敢來台灣，就要把他連飛機一起用飛彈打下來。迫於無奈下，李宗仁只好搭乘飛機轉赴美國。」為什麼劉老師會知道呢？... 因為李宗仁的機要秘書，恰好是劉政隆教授的老師。〈這是維基百科因為「中立性」原則不會告訴你的事。〉
偶然地在網路上有逛到台灣戰俘〈POW，prisoner of war〉，還有從TAIPEI TIMES中拼湊的訊息，才知道原來奥許維茲集中營這種慘無人道的事情，竟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活生生的上演。
禮拜六的下午一點多到了台北金華街的月涵堂會議廳，須臾，美國在台協會發言人何志（Thomas Hodges）開始暖場，當天真是冠蓋雲集，台灣與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因為**你知道的原因**而沒有邦交，經由何先生的介紹我得知當天就到來了兩三個國家的駐台代表。
我以為上台提報的只是一個二戰的業餘歷史愛好者，很顯然的我錯了。當天主講的何麥可〈Michael Hurst〉是加僑協會在台灣的副會長，因為在台灣十三年深耕發掘被隱藏的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重建還原歷史現場、在台灣各地的集中營豎立紀念碑，而獲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頒大英帝國勳章〈MBE〉。〈披頭四因為在音樂文化上的卓越貢獻也得過這個獎〉在研究日據時代遭日軍捕獲的戰俘這個領域，他是權威。
何先生是個溫文儒雅的長者，但由他口中告訴我們的真相卻是令人不忍卒讀。在二戰的期間，武士道觀念深植於日本軍人，投降比死還要更可恥。所以日軍對待戰俘等同對待螻蟻一般，強迫他們在炎熱的天氣下做十幾個小時的苦工、挑石、挖礦，代價是一碗與其說是稀飯到不如是有著幾粒米飯的湯。而沒有達到每天的工作量的後果就是日軍用工作的鏟子、槍托、任何手邊的工具往囚犯的身上招呼。
在這種嚴苛的工作條件下，餓死、病死、受傷等缺乏良好的醫療照護而死的戰俘屢見不鮮。被日軍擄獲的戰俘死亡率高達百分之27-42，相對於盟軍僅僅只有1-2個百分比。一個囚犯回憶當時日軍會檢查飯包重量，因為一天只有兩餐。但是許多人仍然把剩下來的一餐吃了，用沙子或是石塊放在飯盒中假裝裡頭有飯而躲過檢查，因為沒有人能確定他們可以活著吃到第二餐。在酷熱的熱帶氣候與殘虐的日軍管理下，每天都是挑戰體力的極限、一場面對活下來的生死考驗。
何先生說，他曾經訪問一個戰俘他們是怎麼撐過這種死亡試練。他說：「秘訣在於找一個同伴。」當過兵的朋友對這種記憶應該不陌生，你的「鄰兵」，在你體力或是意志到達極限時幫你打氣加油、或是分攤一點勞務，你生病的時候照顧你，因為他知道當他生病的時候你也會如此的照顧他。還有是對家鄉、家人無盡的思念與禱告，撐過一個又一個看似茫然毫無希望的黑夜。
會被帶來台灣的都是高階將領，日軍甚至招待紅十字會，開放採訪一些對待戰俘十分優渥的集中營，對外宣稱他們善待戰俘。但是那是少數的一兩個特例，大部分的戰俘都是在瀕臨死亡的邊緣掙扎求生存。
二戰時日軍還用「地獄船」來運送戰俘，因為缺乏標示，常常被美軍誤認為是運送軍隊的客船而遭受魚雷與炸彈攻擊。之所別名為地獄，是因為在狹小的貨倉空間裡頭擠滿了俘虜，每個人只能肩併肩站著而沒有俯臥坐的空間。許多人在幾個禮拜的海上運送期間因為空氣惡濁、缺乏食物與水而死，甚至有些擠在沙丁魚的貨倉裡站著死亡。有一艘貨船「尾力丸」ORYOKU MARU的生還者，一名上校這樣記載：
「在漫漫無境的長夜許多人都失去理智了，試圖用小刀殺死同伴來喝血解渴，還有用水壺承著尿來喝，空間狹小可以移動的只有一顆頭，腳下踩著儘是同伴的屍體...」
戰爭的本質是荒謬沒有理性而且可笑的。有些老兵熬過從馬尼拉運送到台灣的這段過程，撐過步行到集中營這段「死亡行軍」，熬過三年的戰爭終至日軍投降，卻死於美軍的空降運補。何先生說有位曾經是戰俘的醫生回憶道，因為二戰時美軍空投設計很糟糕。降落傘打不開來是時有耳聞的。他曾經親眼目睹同伴熬過數年地獄般的囚犯生活，最後卻死在一箱蜜桃罐頭下。 這種事情何先生不只聽一個老兵這樣說過。
這些幸運活著的老兵回到家鄉，卻發現沒有人相信他們曾經經歷過這些遭遇。有些因為權力的鬥爭，比方說英國首相邱吉爾想掩蓋在一九四二年防禦新加坡「送出大批的英軍送死」的錯誤戰略，還有戰後美國不想讓日本成為第二個軍國主義復甦的德意志，兼加以日軍在一些國際性的組織良好的宣傳還有掩飾工作。
台北金瓜石集中營還發現有一份珍貴的文件，一個來不及執行的命令：「殺光所有戰俘、燒掉文件、摧毀所有營舍」而這個在當時日本佔領的東南亞國家中，一些國家已經執行了，經由躺在同伴屍體堆一些僥倖大難不死的倖存者的證詞，今天的歷史研究者才可以還原、拼湊出真相。老兵們回到家鄉發現沒有人相信他們〈按：埃利．維瑟爾寫完《夜》La Nuit 時，沒有出版社願意幫這位作家出版〉，只好把想法埋藏於心中，只有在遇到同樣遭遇的戰友時才願意說出這段悲慘的往事。
據何先生說，在德國被殺死的猶太人高達六百萬人，但是在東南亞被日軍屠殺的戰俘應該遠遠高於這個數字，而被稱為「被遺忘的大屠殺」〈Forgotten Holocaust〉。
有些二戰的老兵們活的很好，這些英雄們回到了家，結了婚，有了第二代的小孩。但是有些人卻飽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所苦。在睡夢中還會發狂似地驚醒誤以為是日軍而攻擊枕邊人。何先生說，在歐洲戰區的盟軍是英雄，像是《搶救雷恩大兵》、《諾曼地大空降》電影所描述的光榮的勝利，但是較少的人重視在亞洲戰區的這些英勇作戰、不幸被俘虜而劫後餘生的老兵們，他們也也是英雄，而且是長期以來是沒有聲音的一群人。
戰後，有些人回到台灣，看看當年的被俘虜戰史遺跡，協會也會幫他們訂旅館、招待他們憑弔當年那段艱苦的過去。有些人則是一輩子無法原諒日軍，拒用日本貨、聽到日本兩個字就生厭。何先生本人也因為考察去過日本，有趣的是他在日本遇到的第二代、第三代日本人相當的理性。透過一些遺留下來的文件與自身的追尋，得知過去日軍所做過的殘酷暴行，而向他道歉。
「仇恨會吞噬一個人」〈Hatred will eat a man out〉何先生最後總結道。身為一個曾經是戰俘的親戚，過去的他總是好奇為什麼叔叔對於這段過去禁口不提，而站在戰勝國的一方，他的家族中也有許多人參戰，何先生表示，他現在並不恨日本人。
會後留有時間提問，有人提問道：「美軍在關塔那摩監獄虐待戰俘的問題顯示出對於俘虜的立場有欠周延，你怎麼嚴肅地看待這些問題？」，何麥可說，交戰國因為日內瓦公約中提到了善待戰俘，而不幸並不是所有國家把條約當成一回事。身為一個歷史的研究者，他所能的就是盡力研究、找出在歷史洪流中被遺忘的過去，提醒世人這些事情曾發生過。「很不幸的，歷史唯一能夠告訴我們的是人們並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什麼。」
也有人問了一個尷尬問題：「當時的台灣兵與日本兵比起來，有對待戰俘好一些嗎？」何先生笑笑說：「沒有。」會場響起一陣笑聲。何麥可接著說道：「戰時的軍隊階層，台灣被徵召的下級士兵地位比日本兵還要低，所以台灣兵被日本兵欺負後，往往會把怒氣轉到這些倒楣鬼身上。但是，儘管物資缺乏，許多台灣平民會偷偷塞給戰俘食物，如地瓜等充飢。」
會場由中華電信MOD贊助，全程錄影，不過沒有翻譯。何麥可還有主持人何志都是用英文演說的，講到口沫横飛的時候這位麥可先生完全沒有考慮到他的聽眾母語是中文。關於這點朱學恒有小小的抱怨過，我個人倒是覺得辦此類的活動也是兩難。據我在現場聽眾的反應來看、不準確的估計，能夠理解八九成演講內容的朋友應該沒有三成。但如果要準備現場同步口譯，可能會把兩個小時的演講內容拆成上下集或是超過三個小時了。〈有效的解決方法是下次辦此類活動要憑托福五百分、托益六百五、雅思5.5等持有効期間的證書入場....〉XD
【延伸閱讀】
龍應台基金會│可以寬恕過去卻不能遺忘歷史
台灣戰俘研究協會 (英)NEVER FORGOTTEN - POW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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