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is nothing noble in being superior to your fellow man; true nobility is being superior to your former self. -- Ernest Hemingway

星期五, 1月 15, 2010

【翻譯】《並不危險的海峽》〈下〉

續前文,譯自 "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
刊載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一月二月號



在承受國內強大的壓力,或許經由北京的默許之下,馬英九核准了達賴喇嘛在2009年九月拜訪台灣為颱風的受難者祈福。但是在同月馬否決了維吾爾族領袖熱比婭的入境。並且強調國家安全與公眾利益。馬英九對於天安門屠殺20週年對這段參考資料甚詳的官方聲明,「這段歷史傷痛須勇敢面對,不能刻意迴避」就如同台灣在過去歷史上相同的有些黑暗的時刻。這是芬蘭化外交的典型例子。對馬英九來說,天安門事件提醒了“兩岸之間最需要的是法治與人權的競相提升”,同樣的類比與走向,但前者結果更為豐碩的是:芬蘭領袖的道德價值把蘇聯的領袖帶到赫爾辛基談論人權價值。


現在國內對於馬英九政策的反對被消音了,大部分在台灣的爭議在於如何追求與中國整合,而不是該不該這麼做。特別相較於台灣目前對美國的政治依存度,對中國的政治依賴風險讓多數的台灣人認為這麼做值得。特別是台灣年輕的一代,把中國視為一個機會而不是威脅。民進黨若重新獲得政權,也必須對中國抱持著務實的共識。民進黨抗拒中國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如同馬英九考慮到選民的觀感,他也同時必須考慮到亞洲其他國家的反應。台灣如果採取更為親中,仍有可能孤立於其他的亞洲國家。但此說法不成立,因為東協已經在其會員國之間宣傳長達十多年、或許更久的東協加三,還有倡議提出的東協區域架構。芬蘭化的理論可能會讓台灣的國際特殊處境更加明顯,但在其他的亞洲巨頭中,類似的邏輯已經支配了政策決定。南韓已採取了類似的策略,而許多鄰國相信中國也可以像是越南一樣透過合作與包容被安撫。即使覺得自己比其他亞洲國家更為有價值的日本,面對中國海軍的興起,也可能吸取台灣的經驗,而在內部改革事務上調整對中國的態度。畢竟在1970年西德成功的東進政策成功地與蘇聯達成了和平協議即是建立在與蘇聯交流的芬蘭化的教訓上。


不想與他亞洲國家孤立,國民黨政府相信如果與其鄰國處理日亦強盛的中國的方法如同,透過調解與交流溝通,如此一來,將可以強化台灣的國際地位。


脫出勢力範圍


台灣的芬蘭化將會無疑地對現今美國政策產生相當大的挑戰。2009年一項由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揭露這個兩難,問了華府該如何看待 “如果台灣持續親中甚至與中國結盟”的問題。在華府現實主義研究者分成了兩派意見,第一派允許這些改變持續下去,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道格拉斯‧鮑爾為首,認為台灣對於美國而言在戰略上而言並非可靠。第二種說法則以美國國家情報主任丹尼斯‧布萊爾為主,認為該改善台灣的武器裝備,“台灣並非讓中國予取予求般地無法自我防衛。”兩方陣營都不願意接受或是替較開放傾向另外一個選項、合理的台灣芬蘭化背書。


自從1940年代以來,台灣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一直扮演著戰略性的角色。剛開始為對抗北韓共產主義擴張的緩衝,近期則成為對抗中國興起的堡壘。假設中國持續限制美國海軍造訪香港,台灣在於東亞航道戰略性的地則位可以提供海上的補給。儘管有些評論道美國在亞洲的勢力正在減弱,但把台灣劃入勢力範圍卻符合美國繼續主理亞洲事務的利益。然而,這項政策不好的結果是正中北京對於海軍軍力的自卑感與在國際事務上感覺被圍堵,結果是北京現正不留餘力地建構自我的軍事防衛武力。


芬蘭化將會讓台灣跳脫北京與華府之間的關係,為國際安全的兩難中解套。1995-2005年間的海峽間的關係急凍讓華府擔憂台灣會變成美國戰略上的資產負債。馬英九的政策暫時解除了美國的擔憂。如果美國趁此良機調整政策並且支持低盪和解,這個問題便不復存在,也會讓雙邊未來不會產生挑釁的行為。


台北新走向的決定對美國而言是天賜的良機。美國政府對於在達到最優先的前提-維持和平的國際開明秩序上,需要中國合作協助。從氣候變化到財政穩定度與防止核武擴散,美國需要北京在主持世界議題上發聲。華府實質上的駐臺大使司徒文在2009年也承認,宣布“美國試圖與中國保持合作的關係包含台灣在內,符合每個人的利益。”


近幾年來,美台關係長遠的戰略逐漸地被狹隘的說客所主宰。美國的武器工業,台灣的國防軍事,還有台獨人士匯合成為一股令人可畏可敬的勢力。在現今的低盪和解之前,台灣對中國堅定的反共立場與華府的意識形態、以武力處理台海事務的方法相符。但是最近在台北與北京戰略上司為已經產生了歧異。美國所保護的對抗性現狀已經不是台灣所要保護的現狀。


顯然的,如果馬英九拿台灣民主的制度當作與中國低盪和解的籌碼,華府有充足的理由抗議。但如果自由的台灣持續的走向中國的勢力範圍,華府應該繼續支持台灣人民決定自己的未來。在過去,美國的“不干預”意味著保持海峽間勢力的平衡並且反對北京的挑釁行為。今日,意味者美國應該減低衝突戰爭化並且不干涉台灣的芬蘭化。


即使從最嚴謹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美國沒有必要把台灣放在戰略性的勢力範圍內,而是經由其他亞洲的基地與軍事活動,美軍部隊能安全無虞。台灣的芬蘭化不應該視為一種對中國崛起的犧牲品,而是一種安撫緩衝的角色。華府應該拋棄掉台北與北京之間的關係為零和遊戲的觀念,重新重視國家之間友善關係的建立。讓台灣陷入中國的勢力範圍,第二次的「失去中國」〈losing China〉的後續效應正在發生中。


馬英九告訴一位在2009年來訪的國會使節關於他的低盪和解策略,將會對任何一方有利。如果就芬蘭與蘇聯的情況來看,他是正確的。台灣之於民主和平的中國有一致的利益。華府需要接受這個改變,並不只是符合其長期對於亞洲及全球的戰略目標,同時也因為台灣人民與他們國內主權民主力量所決定的。過於沉重負擔的巨人應該從遠方高興的觀看,並關注其他更為急迫的區域性與國際性事務。


山姆大叔的保護


自從1949年以來,美國在維持兩岸和平與敦促台灣民主政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日,美國在這個路程上已經接近了尾聲。美國對於芬蘭化的台灣將必須要調整其戰略與外交。與台灣額外的正式關係將會需要支會北京;美國與其同盟將會需要重新設計一套排除台灣的戰略計畫;華府將需要透過公開的外交關係支持新的海峽和平途徑。而美國情報局需要詳細監測輸出給台灣的科技,因中國在台灣的情報蒐集將無可避免地擴張。更重要的是,華府將必須巨幅地縮減對台灣的軍售規模。


在1982年,美國對中國保證將會降低對台的軍售,而這份承諾之後神秘地給違約了。今日就像是從前一樣是個解除可能武裝衝突的最佳時機。美國國會並不特意地敦促歐巴馬處理兩岸議題,而台灣的經濟下滑已經打壞了台北政府軍事採購的胃口。在過去賣給台灣的戰鬥機、驅逐艦、坦克與飛彈如同其戰略價值,也帶給了北京政府政治上的涵義。在新的政治氣候下,華府可以取消預計將賣給台灣的黑鷹直昇機、愛國者飛彈還有其他附屬的戰機,以支持兩岸的低盪和解。五角大廈必須視這項改變不只是出於降低海峽關係緊張的小幅度調整,而是整體而言的戰略藍圖:台灣不再是屬於美國勢力範圍內的一個軍事基地。


藉由發出華府最終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的訊息,這些減低姿態可以收到中國的實質回應之效,也能停止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把台灣從美國的亞洲安全戰略關鍵角色中移出將對美國在區域戰略中坐收漣漪效應。確實只有亞洲國際組織,如東協的區域架構可以逐步的引領在主理亞洲安全事務。


支持芬蘭化的論點在今日比過往更盛,一個芬蘭化的台灣更可以在中國扮演轉型化的角色,進而幫助中國興起朝向和平。如同芬蘭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台灣可以創造中國在亞洲許多方面,如邊界、軍事衝突等和平解決的契機。用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台灣與中國間的低盪和解,是用和平手段處理國際關係的一種試驗。更精確來說,採用廣泛的一國之內利益整合的概念來取代軍事上的武力平衡。


在華府與北京之間的對抗中,台灣一直以來是處於前線的國家。在過去意味著美國需要把中國侵略台灣的計畫擋在一邊,並且使北京意圖阻礙這個島上民主的發展的意圖落空。時至今日,台灣國土安全與民主屹立不搖,台灣在前線的角色也在改變。該是華盛頓政府開始面臨考慮接受這個歷史性改變的時刻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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